杜國威 我和春天有個約會成為香港劇壇的巔峰之作

1992年，杜國威獲獎學金資助，赴紐約留學一年，專攻戲劇。期間創作了《我和春天有個約會》。該劇講述一代歌后姚小蝶自加拿大返港，準備在即將拆除的麗花皇宮進行一場紀念演出，這裡是當年她和金蘭姐妹露露、蓮茜、鳳萍歌唱事業起步的地方。

六十年代，東南亞的戰爭陰雲對香港多有波及，鳳萍被爛賭男友拖累，有孕在身卻經常入不敷出，最後喪生在混亂的南洋。小蝶屬意樂隊薩克斯風手家豪，但家豪意識到小蝶的前途會遠比自己燦爛，遂留下一曲《我和春天有個約會》，消失在茫茫人海。

該劇本來只是杜國威為香港話劇團創作的一箇中型規模的舞臺劇，就題材內容而言，較之前他自己的同類型劇作並無太大突破。但上演之後觀眾好評不斷，場場滿座，加演二十餘場仍不能滿足觀眾需求，全年共吸引了將近十二萬觀眾進入劇場觀看；而1992年香港話劇全年觀眾總人次才六十萬左右。弔詭的是，以質量本身而言，《我和春天有個約會》並非當年香港劇壇的巔峰之作。

面對突如其來的盛況，杜國威在訪談中這樣說道，“這個戲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隨手數來，改變了我的、高志森的、古天農的，劉雅麗蘇玉華羅冠蘭謝君豪馮蔚衡，大家的命運。我喜歡寫《我和春天有個約會》，運氣最好的就是它。”

筆者認為，“運氣”的說法當然是劇作者的自謙之詞，《我和春天有個約會》意外的爆炸式成功必然有其根源可尋。“時機”和“轉變”是該劇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臨近九七回歸，香港社會整體處於一種“面上歌舞昇平，心底惴惴不安”的心態，官方提出“舞照跳、馬照跑”的口號並不能真正安撫市民階層的恐慌情緒，正如當年風靡一時的流行曲《皇后大道東》中所暗諷，“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要靠偉大同志搞搞新意思，照買照賣樓花處處有單位，硬幣上這銅像變烈士名字。” 在一片自我懷疑和忐忑不安的氣氛中，《我和春天有個約會》的出現恰恰對香港人形成了一種心理補償：六十年代是香港戰後輕工業發展的蓬勃時期，雖然猶有動盪，但人心思安、百業待興，社會整體氣氛積極向上，娛樂業亦蒸蒸日上，戲曲、電影、流行音樂都在此期間達到高峰，對香港人而言是一段頗值得自豪的回憶。

劇中晴彩輝煌的“麗花皇宮”歌舞廳、“天星碼頭”的渡輪汽笛聲、演員華麗精緻的裝扮，以及觀眾耳熟能詳的流行曲風，都恰如其分地勾起六十年代香港特有的時代氣息，這些特徵細節喚起的是香港觀眾的“集體回憶”，勾起“香港人”對“香港地”的自豪感與歸屬感，《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在此時大受觀眾青睞，可以說是“時勢造英雄”。

另一方面，九十年代初期，雖然戲劇在香港已經發展了二十多年，培養了一批固定的觀眾，但整體定位仍然是與古典音樂、芭蕾舞一起屬於社會精英、知識分子階層的高雅文藝，與之相對的是“耆英”（低層老年人）、“師奶”（中年家庭婦女）熱衷的電影、電視劇，屬於通俗娛樂範疇。

兩者之間雖不能說是“涇渭分明”，但知識層次不同、接受水平不同，要吸引到對立一方的觀眾也有相當難度。機緣巧合，《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在劇作上的“不足之處”反而為這種情況撞出了一種可能性。封閉式的結構、相對單一的角色設定、華麗的歌舞表演，視覺上輕鬆愉悅之餘，心理層面上也更接近“普羅大眾”的審美習慣。

《我和春天有個約會》的成功，使杜國威的個人風格得到業內和觀眾的普遍認同，開始進入創作的全盛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