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成個人資料簡介 人物生平 為政舉措 人物評價

李建成簡介

李建成(589年-626年)，小字毗沙門。唐高祖李淵長子，隴西成紀人。李淵起兵之初，李建成與李世民分別在河東、晉陽招募人才，而後李建成到太原助李淵起兵，率軍攻略西河，取霍邑，拒潼關，攻....

李建成個人資料

李建成(589年-626年)，小字毗沙門。唐高祖李淵長子，隴西成紀人。

李淵起兵之初，李建成與李世民分別在河東、晉陽招募人才，而後李建成到太原助李淵起兵，率軍攻略西河，取霍邑，拒潼關，攻克長安。李淵稱帝后被立為皇太子。唐朝建立後李建成又多次率軍打退突厥的入侵，擒斬與突厥勾結的劉黑闥，平定山東。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事變，將李建成殺死，死年三十八歲，五子一併遇害。

李建成直率、寬簡、仁厚，很有才能。 被弟弟李世民醜化，不是史書上記載卑鄙平庸的太子。 貞觀二年(628年)，李世民追封李建成為息王，追諡"隱"，貞觀十六年(642年)，又追贈為皇太子。

李建成照片

李建成人物生平

李建成是唐高祖李淵與竇皇后的長子。隋朝大業十二年（公元616年），李建成奉李淵之命留在河東，結交大批能人志士。他對當時的形勢和李淵的處境十分了解，太原起兵後李建成曾對父親說：“兒等早蒙弘訓，稟教義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正如呂思勉先生所言：“至前此蓄謀叛隋，則二人（建成、元吉）亦不能不與也”。當時李氏宗族習武之風培養了李建成的政治、軍事才能，他對於關係身家安危的大事不會無動於衷，因而當時是李淵反隋建唐的重要參與者。

隋朝大業十三年（617），李淵起兵反隋，密召建成與弟元吉至太原。六月，義軍建旗發兵，建成受命率眾攻取西河。九日往返，義軍首戰告捷。李淵建大將軍府，授建成左領軍大都督，統左三軍，封隴西郡公。七月，義軍挺進關中，建成又出謀劃策，力戰攻克霍邑。九月，建成奉命率劉文靜、王長諧等數萬人屯永豐倉、扼守潼關、大敗屈突通。十月，建成率精兵與李淵會合，在攻克長安的戰役中其部下雷永吉率先登城。十一月，李淵立隋煬帝孫代王侑為恭帝，改元義寧，恭帝封李淵為唐王，封建成為唐王世子，開府置官屬。義寧二年春正月，建成遷撫軍大將軍，東討元帥，偕李世民將兵十萬東循洛陽，授尚書令。唐朝天下為馬上得之，李建成從晉陽起兵至唐朝建立為領兵主將，任左軍統帥，他指揮和參與指揮的西河之戰、霍邑之戰、潼關之戰、長安之戰都充分顯示出其長遠的戰略眼光和出色的軍事指揮才能。建成決不是舊史書描寫的庸劣之輩，而是位有勇有謀的軍事統帥。

義寧二年（618年）五月，李淵登基，唐朝建立；六月，建成被立為皇太子。李淵對建成寄以厚望並悉心栽培，以適應新的環境和職責。建成平時受命協助李淵處理繁重的軍國要務；李淵外出“巡幸”，建成要坐鎮長安“監國”，代理朝政。武德初年建立官制政體、改革稅法、頒佈律令；積極發展農業、恢復生產，推行均田制，改革租庸調；並辦儒學、興科舉、宣揚教化等一些列政治活動建立起的唐初的政治框架，裡面不可能沒有建成的重要作用。因此，李建成在唐朝立國後的統一戰爭中較少率兵出征，基本上是坐鎮長安。在戰爭期間，李建成也多數是管理後勤補給、兵員徵收、武器裝備等軍務工作，以服務於戰爭，只是在需要的情況下才奉命出征。

雖然在唐朝後方，但建成仍然在軍政事務上獻出頗多良策，為唐朝遠交近攻、迅速統一中原做出了重要貢獻。建成在軍事上重點佈防北邊，他多次奉旨領兵出征，立下了赫赫戰功，對唐王朝後方的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武德二年，剿滅司竹祝山海；武德三年，鎮蒲州，備突厥；武德四年，討伐稽胡；武德五年，剿滅河北劉黑闥，平定山東；武德六年，屯幷州，備突厥；武德八年往幽州，備突厥。需要強調的是，建成在北部抵禦突厥，是李世民中原逐鹿取勝的必要條件，為李唐統一中原奠定了重要的後防基礎。在這一系列軍事活動中，建成不僅取得了軍事勝利，外戰保家衛國，內戰更善用懷柔安撫之策，從而贏得了人民的愛戴。

李建成還特別注重招攬人才，早在晉陽兵變之前就廣結天下才俊，為起兵做人才儲備。史載建成 “卑身下士”，能與人傾心相交。早年即結交高官世家子弟，如韋挺、李安嚴、段綸等人；起義之前與河東令盧赤松、河東郡司法賀德仁、河東縣曹任瓌等相交頗深；起義及建唐後又延請結納的除了人們熟知的王珪、魏徵之外，還有李綱、竇軌、裴矩、鄭善果、庾抱、陳子良、蕭德言、趙弘智、徐師謨、歐陽詢、唐臨、唐憲、竇幹、馮立、謝叔方、薛萬徹、羅藝、李瑗、韋雲起、郭行方、裴龍虔等一大批能臣武將。建成對德高才俊之人、剛正耿介之士一向禮遇甚厚，頗能識才用才，其心腹謀臣愛將亦以知己事之。玄武門政變之後，原東宮僚屬一律被降職處分。根據貞觀時期魏徵等幾人後來被提拔重用之個案，就斷定唐太宗當初很大度地處置了太子建成的東宮舊人，恐怕是有意造成的誤解，是貞觀朝廷造神運動的組成部分。

由於秦王李世民長期在外征戰，處心積慮地經營私人勢力，李淵便著手削減其羽翼，秦王府文臣武將多被貶黜外放，部分武將調給元吉使用。李世民眼看大勢已去，奪嫡無望，便與手下商議密謀，並勾結早已買通的皇宮戍衛，於武德九年六月四日（626年7月2日）清晨率領全副武裝的眾家將及私下招募的八百死士在皇宮內發動政變。李世民親手射殺了前來早朝的太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同時遇害，建成五個年幼的兒子也在政變中被殺，家人全部除籍。這就歷史上有名的“玄武門政變”。李世民繼位後為了安撫人心，於貞觀二年追封李建成為息王，諡“隱”，以禮改葬。貞觀十六年五月，又追贈建成皇太子稱號，史稱“隱太子”。

唐太宗李世民通過發動血腥政變獲得帝位，不僅破壞了傳統的嫡長子繼承製，而且兄弟相殘也為人所不齒。因此，李世民為了證明自己獲得帝位的合法性，必須在史書中大書特書自己在建唐過程中的卓越功績，“歪曲地把晉陽起兵的密謀描繪成太宗的精心策劃”，貶低李淵，打壓李建成、李元吉以抬高自己，彰顯自己至高無上的功勳，表明自己所為是擁有“天命”的，從而間接地證明自己擁有帝位的合法性。李世民以此開創了帝王直接干預修史的典範，他一方面授意史官抹殺建成建唐前後的歷史功績，對建成的歷史活動，或埋沒不載，或曲載其事，將其醜化成既無功於社稷、又心胸狹窄、且多次企圖謀害秦王的卑劣小人；另一方假託李淵曾私許將其立為太子，以證明其殺兄屠弟實屬無奈，乃大義滅親、剷除奸惡、上承天道、下安社稷、無違君父之命的正義之舉。這樣一來，後代的史書包括新、舊《唐書》及《資治通鑑》所依據的史料實錄中對建唐前後事實的描述必然有所偏頗，完全倒向李世民一邊。

撥開歷史的迷霧，我不難發現李建成本來是一位心中有天下格局的優秀帝位繼承人，他是李淵重點扶植的物件。李世民奪權後，也不得不好生安撫李建成多年經營的勢力，重用原東宮臣僚，同時繼續沿襲父兄對峙突厥的戰略，對內執行偃武修文、與民休息的國家大政方針。李建成的優秀，迫使李世民必須剋制私慾、不斷積極努力追趕方能服眾。人們有理由相信：若無橫生的宮門之變，他必會繼承李淵開創的基業，將唐朝建立成一個全新的昇平盛世。​

李建成為政舉措

李建成是李淵反隋活動的組織者

關於太原起兵，李淵為首謀已有多文論及，故不多敘。對李建成，我可以從留下來的不多的史料中來分析他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所起的作用。

李淵密謀反隋思想萌於大業九年，這有兩方面的因素：一是當時迅猛發展的農民起義已成燎原之勢，統治階級內部分崩離析，其標誌是大貴族楊素之子楊玄感黎陽起兵反隋。統治階級的有識之士，開始為其前途尋找出路。二是李淵亦是貴族後代，又握有關右十三郡兵，還應當時“李氏當為天下”讖語，受到隋煬帝的猜忌，史載“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讖，忌之”。

這就是李淵反隋的歷史背景。但由於時機不成熟，只好表面沉湎，庸碌以掩其心。史稱李淵“素懷濟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密運雄圖。”在這種背景下，李淵密謀反隋非常謹慎，範圍不會很大，做為助手和參謀，最可靠並有成效的莫過於其子。

當時李建成已25歲，值至大業十二年留在河東前，長期跟隨李淵，深受李淵的影響，既有青年人剛健有為的個性，又有深沉、寬容的品性，史稱他“任性直率，寬仁容眾”，這一點同李淵是一致的，可以成為李淵的得力助手，李建成對當時的形勢和李淵的處境是瞭解的。這以太原起兵後李建成與李淵的對話可以證明，李建成說：“兒等早蒙弘訓，稟教義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因此，讓李建成組織活動李淵是放心的，況且當時李世民年僅16歲，政治上還不夠成熟，李淵不會拋開李建成而獨同李世民密謀，對於謀劃，結納人士等，李淵又怎能不讓李建成參與呢？正如呂思勉先生所言：“至前此蓄謀叛隋，則二人（建成、元吉）亦不能不與也”。當時，李氏宗族習武之風培養了李建成的政治軍事才能，對於關係身家安危的大事，他也不會無動於衷的。因此，李建成是李淵反隋活動的知情者、協謀者，是可信的。

李淵密謀反隋，在太原起兵前有兩個基地：一個是太原，由他和李世民共同組織；一個是河東，由李建成獨立進行活動。

這樣安排，李淵是有深刻用意的：一方面，太原是他的根基地，起兵要在這裡進行，而世民政治經驗不成熟，要加以培養，正如王夫之所說：“人謂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有以折英雄之躁妄，綏民志於來蘇”，“高祖堅忍自持，姑且聽之而以靜鎮之也”。另一方面，河東是軍事重鎮，是通往關中的要地，大業十一年李淵曾在此討捕農民軍，有一定的政治基礎，史稱：“河東以來，兵馬仍令帝（李淵）徵發”。而且李淵許多親屬在關中，河東處於太原和長安之間，如果在河東進行組織活動，既可以接納關中豪傑，有利於奪取關中，又可以響應太原互相呼應。

由於李建成“性寬簡”，“頗仁厚”，性格穩重，讓他獨立進行活動，李淵是放心的，所以大業十二年時，李淵讓李建成以照顧家屬為名“於河東潛結英俊”。同時，又讓當地很有名望的人物任瓖協助他，以掩蓋李建成的活動。

大業十三年，是起兵的關鍵時期，李淵加緊起義準備“仍命皇太子於河東潛結英俊，秦王於晉陽密招豪友，”。一個“仍”字，說明李建成一直是在李淵的指使下進行起兵的組織活動的。李建成傾財賑施，廣泛接交，招攬了許多人才，為起兵準備了力量，表現了較出色的組織才能。史稱“太子及王（世民），俱稟聖略，傾財賑施，卑身下士，……，一技可稱，一藝可取，與之抗禮，未償雲倦。”由於李建成以禮相待，傾身相交，“故得士庶之歡心，無不至者。”尤其是河東人士爭相加入起兵行列，史載“河東水濱居人，競進舟楫，不謀而至，前後數百人。”

正因為李建成的出色活動，太原起兵前，李淵一面叮囑李世民“爾昆季須會盟津之師”；一面“遣密使往蒲州，催追皇太子等。”當李建成趕赴太原參加起兵時，李淵異常高興，據史載“太子與齊王（元吉）至自河東，帝歡甚。。馬上讓他擔負統領軍隊的重任。

總之，從大業九年李淵密謀反隋到大業十三年太原起兵，李建成一直是協謀者和組織者之一，是李淵的得力助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對此，王夫之的評論有一定的客觀性：“太原之起，雖由秦王，而建成分將以響長安，功雖不逮，固協謀而戮力與偕矣。”因此，說太原起兵李建成無大功是錯誤的，僅憑貞觀國史即抹殺其貢獻是不確切的，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正如呂思勉先生所言：“謂高祖起兵，太宗有大力焉則可，謂其純出太宗則誣矣。”

李建成是建唐軍事戰爭的指揮者

（一）奪取西河之戰。西河臨近太原，是進軍關中的第一關口，由隋將高德儒率兵拒守。由於李淵缺乏穩固的根據地，四面是敵，再加上士兵缺乏訓練，軍事上不佔優勢，此次戰役是起兵後一次大戰，對士氣影響很大；李淵把此戰提到關係唐業成敗的地步，他說：“士馬尚少，要資經略……，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若克西河，帝業成矣。”為此，把重任交給了李建成和李世民，並說：“西河繞山之路，當吾通行，不得留之。”足見李淵對李建成才能的信任，他還勉勵說：“先以此郡，觀爾所為。人具爾瞻，咸宜勉力。”

為了迅速攻取西河，李建成進行認真準備，周密部署：一是制訂軍法，整肅軍紀，提高軍隊戰鬥力，史載“大郎（建成）等慮其不攻，以軍法為言。”他向李淵表示：“如或有違，請先軍法。”做到軍紀嚴明，“三軍聞者，人皆自肅，兵向西河。”二是進行嚴密的戰役部署，李建成兵臨西河，親自察看地形，做好攻擊準備，史稱“風塵警急，身即前行，”“大郎、二郎不甲，親往喻之，”三是與士兵同甘共苦，激發了士兵的勇氣。史載李建成“一同義士，等其甘苦，齊其休息，”使將士受到鼓舞，軍心大振，“於是將士見而感悅，人百其勇。”

由於準備充分，措施得力，將士奮勇爭先，“眾皆爭上。”一舉攻克西河，前後僅用9天，初師告捷。李淵非常高興：“以此用兵，天下橫行可也。”李建成因功被封為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

（二）智取霍邑之戰。霍邑北臨汾水，東靠霍太山，是一個易守難攻的險要關口，扼守此地的宋老生兩萬精兵十分強悍，“自許堪當勁敵”，同守衛河東的屈突通遙相呼應，構成犄角之勢，以阻李淵。當時唐軍四面強敵環繞：北有驃悍的突厥，虎視太原；東有強大的李密瓦崗軍欲取長安；西有薛舉的西涼兵垂涎關中。嚴竣的形勢使李淵必須速取霍邑，否則會失去進入關中的有利時機，因為當時隋朝大軍正與中原農民軍激戰，關中防禦空虛，一旦李密大軍西進，對李淵是十分不利的。

正當李淵欲攻取霍邑時，忽然傳來劉武周引突厥襲擊太原的訊息，一旦失掉太原，將使李淵處於腹背受敵的境地，這使一向沉著冷靜的李淵十分著急，其內部分成兩派：一派以裴寂為首，主張還救太原；一派以李建成、李世民為首，主張堅持進攻，乘勝進軍。

在這關鍵時刻，能否對局勢做出正確的分析判斷，做到知己知彼，將關係到唐軍的前途。李建成、李世民的主張是建立在正確分析形勢的基礎上的。他們首先分析了敵人的矛盾，指出：“武周位極而志滿，突厥少信而貪利，外雖相符，內實相猜。突厥必欲遠離太原，寧肯近亡馬邑，武周悉其此勢，必未同謀。”因此裴寂意見是不可取的，接著指出了退卻的嚴重後果是人心渙散，不攻自破。“今若卻還，諸軍不知其故，更相恐動，必有變生……。於是突厥、武周不謀而至；老生、屈突通追奔競來，進闕圖南，退窮自北。還無所入，往無所之。”李建成針對敵人弱點和自己的優點，表現了戰勝敵人的決心和勇氣，他說：“今來禾菽被野，人馬無憂，坐足有糧，行即得眾。李密戀於倉米，未遑運略；老生輕躁，破之不疑。定業取威，在茲一舉。……。雨罷進軍，若不殺老生而取霍邑，兒等敢以死謝。”由於李建成等的分析細緻，決斷堅決，使李淵下定決心，他說：“爾謀得之，吾其決矣。”

李建成根據宋老生性情急躁“勇而無智”、且內部猜忌的弱點，即“群小相猜，”決定採取智取的方法，他採用兩種方法：一是誘敵出戰，利用陣前辱罵、輕騎挑鬥和自行退卻等手段，引敵出來；二是利用精騎斷其退路，前後夾擊。結果大敗宋老生軍，斬宋老生於陣前，一舉攻克霍邑。這一戰震懾住了突厥和李密，聲威大振。

（三）潼關防禦戰。奪取霍邑後，李淵內部圍繞進軍方向產生了戰略分歧：以裴寂為首，主張全力進攻河東；以李世民為首，主張全力攻取長安，認為“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這兩種主張都有不周全之處：首先，裴寂之議不妥，早在起兵之初，薛大鼎曾建議：“請勿攻河東，從龍門直渡，據永豐倉。傳檄遠近，則足食足兵。既總天府，據百二之所，斯亦拊北扼喉之計。”對此李淵很贊同“深然之。”因此李淵的首要目標是奪取關中，以京師為中心號令天下，而不是奪取河東，因為河東有屈突通精兵固守，號稱“能兵”，一旦久攻不下，將坐失取關中良機。當時，李密擁兵十萬，其謀士柴孝和曾建議：“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既克京邑，業固兵強，……傳檄而天下定矣。……不早為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矣。”李密很贊同：“此誠上策，吾亦思之久矣。”可謂英雄所見略同，關鍵是誰能搶先入關。其次，若按李世民主張，屈突通必從背後攻擊，一旦李密大軍西進，就有腹背受敵的威脅。於是李淵吸取雙方優點，決定兵分兩路：一路由李世民統領，沿渭河奪取關中各地，迂迴包圍長安；一路由李建成統領，屯永豐倉，守衛潼關，防禦屈突通和李密入關，佔據永豐倉糧餉基地，保障李世民順利奪取關中。

李建成採取積極的防禦措施，大敗屈突通，保住永豐倉，解除奪取關中後顧之憂，為順利佔領長安打下基礎，李淵大喜：“屈突通東行不可，西歸無路，……不可為虞矣。”

（四）智破劉黑闥。這是唐朝統一中的最後一次戰爭，它的勝利為唐初社會穩定打下了基礎。

劉黑闥是竇建德的部將，竇建德降唐後，由於唐統治者對降將沒有實行安撫政策，加上降將的疑懼心理，激起他們的反抗。武德四年七月，劉黑闥起兵，很快復奪故地。唐統治者先後派李世民、李元吉征討，雖然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但由於實行“懸民處死”的高壓政策，民心不穩，並沒有徹底解決問題。武德五年（622年）六月，劉黑闥再次起兵，聲勢很大，再奪故地，李建成接受魏徵、王珪建議，請令征討。十一月初七（12月14日），李建成替代李元吉，成為討伐劉黑闥的唐軍主帥。

由於經歷隋末戰亂，廣大人民渴望和平統一的社會環境，盼望國家安定。竇建德部將劉雅對勸他起兵的人說：“天下已安，樂在丘園為農夫耳。起兵之事，非所願也。”這也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心願，史載“時天下大定，其（高開道）將士多山東人，思還本土，人心頗離。”因此，如果統治者實行安撫政策，與民休養生息，戰亂是可以平息的。李建成吸取以往的教訓，接受魏徵“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諭遣之，則可以坐視離散”的建議，改變過去“妻子系虜，欲降無繇”的高壓政策，實行寬大安撫政策以爭取人心。史載：“建成至，獲俘皆撫遣之，百姓欣悅。”為了擴大影響，李建成讓被釋者互相轉告：“若妻子獲者，既已釋矣。”這一措施起到了爭取民心，瓦解鬥志的作用，起到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結果劉黑闥部隊“眾乃散，或縛其渠長降，遂擒黑闥。”這樣，不用戰成功地解決了河北問題，使唐初社會安定下來。

因此，李建成決不是舊史書描寫的“建成殘忍，豈主暢之才，”而是有勇有謀的軍事統帥，尤其他實行的安撫政策，為唐太宗實行“讓步”政策提供了經驗。

李建成是建唐戰略方針的制定者

首先，李建成是建唐戰略方針的制訂者之一。當時群雄逐鹿，誰能制訂正確有效的方針，才可以奪取天下。太原起兵之初，李建成和李世民對李淵提出“廢皇帝而立代王，興義兵以檄郡縣，改旗幟以示突厥，師出有名，以輯夷夏”的戰略方針，李淵很贊同“眾議既同，孤何能易。”從此，唐軍打出“義兵”旗號，爭取人心，力量迅速發展，史稱“自爾以後，義兵日有千餘集焉。二旬之間，從得數萬。”李淵按這一方針，稱唐立國，奪取全國政權。

其次，李建成是唐統一戰略方針的制訂者之一。李淵攻取長安後，建立唐國號，根據自古以來“立嫡以長”的原則，加上李建成的巨大功績，李建成被立為皇太子，由於太子是國之儲君，需經常留在君主身邊，參理朝政，協助君主制訂大政方針，於是李建成留居京師，協助李淵處理軍國政務。史稱“帝欲其習事，乃敕非軍國大務聽裁決之。”為了培養他的治國才能，李淵還派大臣李綱、鄭善國輔助他“與參謀議。”

李唐統治者根據西有薛舉，東有王世充、竇建德，北有劉武周、突厥，南有蕭銑、李子通的局面，制定了選固根本，再取關東的戰略方針。首先鞏固關中地區的統治，然後出關對關東群雄逐個殲滅，取得了統一戰爭的勝利。

突厥之患，一直是李淵的心腹之患，起兵之初，由於力量弱，不得不籠絡突厥，在統一全國的戰爭中，雖然主要戰役是李世民領兵進行的，但這些勝利同李建成抵禦突厥，穩定後方，支援前線是分不開的。據史載，武德三年七月七年級，李世民出兵討伐王世充。十三日，李建成到達蒲州駐屯，防禦突厥，並於廿五日指揮延州行軍總管段德操擊敗來犯的樑師都和突厥、稽胡聯軍。四年正月廿三日，出兵討伐稽胡，此時李世民正與王世充、竇建德在關東激戰；八月八年級，李建成再次安撫北境。武德五年八月十一日，李建成出豳州道，防禦突厥。武德六年七月廿五日，李建成駐屯於北部邊境，防備突厥。李建成多次防禦突厥，為唐初社會的穩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起了作用。

李建成做為唐統治集團的核心人物，廣羅人才，善待賢才，在建唐前後，招攬了許多謀臣猛將，為他出謀獻策，很多人成為貞觀名臣，為貞觀之治做出了貢獻，如李建成的謀臣魏徵在貞觀年間以“諫諍之臣”而聞名，李建成“甚禮之”；武將中的馮立在貞觀年間“甚有惠政，”被李建成視為心腹“託以心膂”；名臣韋挺“太子遇之甚厚。”另外還有鄭善果、李綱等，都受到李建成的優待。以上事例，就是對否定李建成的最好反駁。

注：

《舊唐書·高祖本紀》卷一

《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卷六十四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一

《新唐書·隱太子建成傳》卷七十九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二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

《隋唐五代史》呂思勉著

《讀通鑑論》卷二十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舊唐書·溫大雅附大有傳》卷六十一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二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四，卷一百八十三，卷一百九十

《舊唐書·薛大鼎傳》卷一百八十五

《舊唐書·劉黑闥傳》卷五十五

人物評價

近代史學大家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認為：“然高祖起兵太原，李建成即與太宗各領一軍。及為太子，其所用官僚如王珪、魏徵之流即後來佐成貞觀之治的名臣，可知李建成亦為才智之人。”

當代著名史學家黃永年先生在其中古史的力作《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中指出：“其實從第一手文獻《大唐創業起居注》來看，從太原起兵到高祖進入長安稱帝建唐，建成的功業並不亞於李世民。。。至於政事上，《舊唐書.建成傳》說建成當了皇太子後，“高祖憂其不嫻政書，每令習時事，自非軍國大務，悉委決之”，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讓建成主持日常工作，學習做皇帝。而史書即使按太宗李世民定的調子多作改竄，也找不到建成此時在政事上弄得如何糟的話。相反，倒可以知道建成在這方面的經驗至少要比李世民豐富得多。”

因此，李建成決不是舊史書描寫的“建成殘忍，豈主申易之才，”而是有勇有謀的軍事統帥和出色的政治家。他是李淵反隋活動的協謀者和組織者，是建唐軍事戰爭的指揮者，也是建唐戰略方針的制定者。唐朝的建立和統一是對隋末暴政的否定，是走向和平統一安定的新起點，唐初建立中國封建社會新的統治秩序，是歷史的進步。李建成作為唐初統治集團的核心人物，在這一過程中功不可沒，起到了重要而積極的作用。他鼎助李淵密謀反隋，興兵建唐；他出謀劃策，統兵征伐；他抵禦突厥，穩定後方；他禮賢下士，廣羅人才。特別是他對內實行懷柔安撫政策，不僅迅速結束了內戰，推進了中原的統一，而且對後來貞觀政策的實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此，李建成應是一個值得肯定的人物，在歷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

家族成員

李弇→李昶→李暠（也作李皓）→李歆→李重耳→李熙→李天錫（也作李天賜）→李虎→李昞→唐高祖李淵→李建成

曾祖父：李虎，西魏隴西郡公（襄公），追尊唐太祖

曾祖母：梁氏，追尊景烈皇后

祖父：李昞，北周唐國公（仁公），追尊唐世祖

祖母：獨孤氏（北周大司馬獨孤信第四女），追尊元貞皇后

父親：李淵，唐高祖

外曾祖父：竇嶽

外祖父：竇毅，北周神武郡公（肅公）。

外祖母：宇文氏，北周襄陽長公主（其父：宇文泰，西魏安定郡公（文公），追尊北周文帝）

母親：竇氏，追尊太穆皇后，即李淵的竇皇后

兄弟：李世民、李玄霸、李元吉、李智雲、李元景、李元昌、李元亨、李元方、李元禮、李元嘉、李元則、李元懿、李元軌、李鳳、李元慶、李元裕、李元名、李靈夔、李元祥、李元曉、李元嬰。

姐妹：長沙公主、襄陽公主、平陽公主、高密公主、長廣公主、長沙公主、房陵公主、九江公主、廬陵公主、南昌公主、安平公主、淮南公主李澄霞、真定公主、衡陽公主、丹陽公主、臨海公主、館陶公主、安定公主、常樂公主。

太子妃

鄭觀音，上元三年卒，年七十八

子

長子太原王李承宗，早卒。

次子安陸王李承道，626年被誅。

三子河東王李承德，626年被誅。

四子武安王李承訓，626年被誅。

五子汝南王李承明，626年被誅。

六子鉅鹿王李承義，626年被誅。

女

長女李氏

次女聞喜縣主李婉順字尪娘 嫁劉應道為妻

參考史料

《大唐創業起居注》（節選）

● 卷一 起義旗至發引凡四十八日

仍命皇太子於河東潛結英俊，秦王於晉陽密招豪友。太子及王俱稟聖略，傾財賑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繒博徒，監門廝養，一技可稱，一藝可取，與之抗禮，未嘗雲倦。故得士庶之心，無不至者。

仍遣密使往蒲州，催追皇太子等。

六月己卯，太子與齊王至自河東，帝歡甚。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啟，請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廢皇帝而立代王，興義兵以檄郡縣，改旗幟以示突厥，師出有名，以輯夷夏。

西河不時送款...帝曰：“遼山守株，未足為慮。西可繞山之路，當吾行道，不得留之。”六月甲申，乃命大郎、二郎率眾取之，除程命齎三日之糧。時文武官人並未署置，軍中以次第呼太子、秦王為大郎、二郎焉。臨行，帝語二兒曰：“爾等少年，未之更事。先以此郡，觀爾所為，人具爾瞻，咸宜勉力。”大郎、二郎跪而對曰：“兒等早蒙弘訓，稟教義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家國之事，忠孝在焉。故従嚴令，事須稱旨。如或有違，請選軍法。”帝曰：“爾曹能爾，吾復何憂。”於時義師初會，未經講閱。大郎等慮其不攻，以軍法為言。三軍聞者，人皆自肅，兵向西河。大郎、二郎在路，一同義士，等其甘苦，齊其休息。風塵警急，身即前行。民間近道，果菜已上，非買不食。義士有竊取者，即遣求主為還價，亦不詰所竊之人。路左有長老或進蔬食壺漿者，重傷其意，共所見軍人等同分，未嘗獨受。如有牛酒饋遺，案輿來者，勞而遣之曰：“此隋法也，吾不敢。”頗慮前人有限，遂為終日不食以謝之。於是將士見而感悅，人百其勇。至西河城下，大郎、二郎不甲，親往喻之。城外慾入城，人無問男女小大，並皆放入。城內既見義軍寬容至此，鹹思奔赴，唯有郡丞高德儒執迷不反。己丑，以兵臨之，飛梯才進，眾皆爭上。郡司法書佐朱知瑾等従城上引兵而入，執德儒以送軍門。德儒即隋之見鸞人也，大郎、二郎等數之曰：“卿逢野鳥，謬道見鸞。佞惑隋侯，以為祥瑞。趙高指鹿為馬，何相似哉。義兵今獎王室，理無不殺趙高之輩。“仍命斬焉。自外不戮一人，秋毫不犯。往還九日，西河遂定。師歸，帝聞喜曰：“以此用兵，天下橫行可也。”是日，即定入關之策。癸已，以世子為隴西公，為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等隸焉。二郎為敦煌公，為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等隸焉。世子仍為太原郡守，命裴寂、劉文靜為大將軍府長史、司馬。

● 卷二 起自太原至京城凡一百二十六日

秋七月, 癸丑，將引帝立軍門，仗白旗而大號誓眾...是夕...帝乃將世子及敦煌公等，率家僮十數，巡行營幕...顧謂二兒曰：“...飢寒賤役，見而未經，險阻艱難，聞而不冒。在茲行也，並欲備嘗。如弗躬親，恐違天旨。爾等従吾，勿欲懈怠...”世子及敦煌公請曰：“經綸機務，一日萬端，取決英謨。四方輻輳，麾下驅馳，兒等承之。自餘常事，請付司存。鉅細以聞，恐疲神思。又慮將佐等不被委任，頗以自疑。”帝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華夷不附，爵賞不行，吾之責也。摧鋒蹈刃，斬將搴旗，爾之務也...吾憂責爾，急於務逸樂，推下功名與之，賢自當內省，不賢吾無所愧...漢初，有蕭曹，而無爾輩，今我有爾輩，而無蕭曹。天道平分，乃復如是。行矣自愛，吾知爾懷。”

時有流言者雲：“突厥欲與武周南人，乘虛掩襲太原。”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郎、二郎等...帝顧謂大郎、二郎等曰：“爾輩如何？”對曰：“武周位極而志滿，突厥少信而貪利，外雖相附，內實相猜。突厥必欲遠離太原，寧肯近亡馬邑，武周悉其此勢，必未同謀。又朝廷既聞唐國舉兵，憂虞不暇，京都留守，特畏義旗，所以驍將精兵，鱗次在近。今若卻還，諸軍不知其故，更相恐動，必有變生。營之內外皆為勁敵。於是突厥，武周不謀同至，老生、屈突追奔競來，進闕面南，退窮自北。還無所入，往無所之。畏溺先沉，近於斯矣。且今來禾菽被野，人馬無憂，坐足有糧，行即得眾。李密戀於倉米，未遑遠略。老生輕躁，破之不疑。定業取威，在茲一決。諸人保家愛命，所謂言之者也。兒等捐軀力戰，可謂行之者也。耕織自有其人，請無他問。雨罷進軍，若不殺老生而取霍邑，兒等敢以死謝。”帝喜曰：“爾謀得之，吾其決矣。三佔従二，何籍輿言。懦夫之徒，幾敗乃公事耳。”

八月，辛巳，旦，發引...初行，霧甚，俄而秋景澄明。帝謂大郎、二郎曰：“今日之行，在卿兩將。景色如此，天似為人。唯恐老生怯而不戰，閉門城守。其若之何“大郎、二郎啟帝曰：“老生出自寒微，勇而無智，討捕小盜，頗有名聲。今來居此，必當大蒙賞勞。若不出戰，死在不疑。輕騎挑之，無憂不出。如其固守，便可誣其相引，謬為誠節。彼無識解，不知遠大，為其左右體悉凡庸群小，相猜自成疑阻。無妨密相表奏，不廢傳首京都。小慧之人，思此解事，以此量之，來戰不惑。”帝曰：“老生不能逆戰賈胡，吾知無能為也。爾等籌之，妙盡其實。”...先到霍邑城東，去五六裡，以待步兵至。方欲下營，且遣大郎、二郎各將數十騎逼其城，行視戰地...帝慮其背城不肯遠鬥，乃部勒所將騎兵馬左右軍，大郎領左軍，擬屯其東門，二郎將右軍，擬斷其南門之路...未及戰，帝命大郎、二郎依前部分，馳而向門...帝乃傳言已斬宋老生，所部眾聞而大亂，舍仗而走，爭奔所出之門，門已大郎、二郎先所屯守，懸門不發...

癸巳，至於龍門縣...先是帝使時，於此縣界見河水清，皇太子又於此界獲玄狐。於縣西南宴見鞘利，並與縣內道俗等敘舊極歡。

九月，戊午，帝親率諸軍圍河東郡，分遣大郎、二郎、長史裴寂，勒兵各守一面。

丙寅，遣世子隴西公將司馬劉文靜、統軍王長諧、姜寶誼、寶琮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備他盜，尉撫使人竇軌等受節度焉。

乃命龍西公量簡倉上精兵，自新豐道趨長樂離宮。

冬十月辛巳，帝至灞上，仍進營，停於大興城春明門之西北，與隴西、敦煌等二公諸軍二十餘萬眾會焉...帝慮其輕脫失利，辛卯，命二公各將所統兵往為之援。京城東面、南面，隴西公主之...甲午，關中群帥等，各請率驍銳登城。二公莫之能止。時帝在春明門外，聞而馳入，舍於羅郭安興坊以鎮之...甲辰，諸軍各競造攻具以臨城，帝又未之許。二公及文武所司等固請曰：“太原以來，所過未嘗經宿，長驅四塞，罕有不克之城。今至京師，不時早定，玩敵致寇，以挫兵鋒，又慮初附之人，私輕太原之兵，無能為也。此機不小，請速部分。”帝曰：“強弩長戟，吾豈不許用之。所冀內外共知，以安天下。斯志不果，此外任諸公従民所欲。然七廟及代王並宗室支戚，不得有一驚犯”

十一日丙辰，...才至景風門東面，軍頭雷永吉等已先登而入，守城之人分崩。

戊午，收陰世師、骨儀、崔毗伽、李仁政等，並命隴西公斬於朱雀街道，以不従義而又愎焉。

● 卷三 起攝政至即真日凡一百八十三日。

壬戌，改大業十二年為義寧元年；己卯，以隴西公為唐王世子。

義寧二年，春正月...於是以世子為左元帥，秦王為右元帥，左右二府諸軍十餘萬眾，引於滻水之北...帝親詣軍，勞而誓遣之。

三月，左右二元帥軍招諭東都城門不收，李密又不敢西寇。時逼農月，遂奉令旋師宜陽、新安二郡而還。留行軍總管史萬寶、盛彥師鎮宜陽，呂紹宗、任懷鎮新安。

《新唐書列傳第四》

歷史疑雲

史學界一般都認為《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等史書是唐史研究的主要史料依據，而上述史書又都是以當時的《實錄》為其主要依據之一而撰寫的。但由於唐初撰修《武德實錄》、《貞觀實錄》過程中，唐太宗曾一再堅持要對兩部《實錄》親自過目，並在觀史後明令史官加以修改，因此，這兩部《實錄》中某些部分的真實性就太值得懷疑了。正如清末民初大思想家、史學家章太炎在《書唐隱太子傳後》中所說：“太宗既立，懼於身後名，始以宰相監修國史，故《兩朝實錄》無信辭。”

唐太宗在撰修國史的過程中曾不止一次明確地要撰史者知道自己將親自過目。在君主握有一切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的封建社會，這樣的表態對那些撰史者來說是一種何等沉重的壓力，而這種壓力又會在他們身上產生什麼樣的微妙效果是不難想象的。唐太宗觀史以後，偏偏對玄武門之變的記載提出異議，正說明了他一直放心不下的癥結所在。精明的唐太宗清楚地知道，對於這件至關重大，盡人皆知的流血事件，靠一些“微隱”的“浮詞”加以掩蓋，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還會適得其反，欲蓋彌彰。

玄武門之變的漏洞既然是無法彌補的，自然只好退而求其次—為這一事件找出儘可能充分的合理藉口。於是唐太宗以“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鶴叔牙以存魯”，為自己發動玄武門之變定了調子，再加上他對關於李淵、李建成等人的“太誣”和“抑揚誣諱之辭”視而不見的暗示，撰史者是不難揣摩出其中三昧的。因此，與其說下令改史的唐太宗是要史官忠於史實，“直書其事”，倒不如說他是要史官把玄武門之變的前因後果編造得更巧妙些，庶幾符合了封建禮教的規範，以冀消彌對後代的不良影響，使李氏天下的長治久安不致留有從內部瓦解的隱患。

史官秉承唐太宗的意旨，為了使玄武門之變符合封建規範，至少從四個方面對事實進行了加工篡改。首先是把李世民說成是唐高祖早已屬意的太子人選，而且為了給這種說法找到根據，有意誇大了李世民在太原起兵中所起的作用，把唐的開國之功全部歸於李世民。其次是用有意歪曲李建成形象的辦法，以達到說他根本就不配為太子的目的。第三是以把唐高祖李淵說成是一個毫無主見，朝令夕改的傀儡的辦法，以自圓說他早已屬意於李世民的杜撰內容與事實間的矛盾。第四，有意把玄武門之變說成是李建成多次採用陰謀手段加害李世民，以進一步加強玄武門之變的合理性。

唐太宗堅持自觀國史並下令修改國史，其具體目的不僅在於自己在歷史上的形象，更是為了使玄武門之變不致給後代留下可能使李氏天下從內部瓦解的影響。唐太宗下令改史的結果使李淵、李建成等人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被改變和歪曲了，從而也就大大地貶低了他們在歷史上的作用，因此我在給歷史人物以恰當評價的時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史之失官，莫如書書唐隱太子與明建文事。建文紀年被革除，因不為著實錄，其時政令遂不可知，顧史官闕文而已。隱太子事，加誣乃已甚矣。按玄武門之訟，太宗率長孫無忌等伏兵門側，而隱太子無衷甲之衛，是太子無慾殺太宗心，借曰計慮不及，魏徵之智，豈後於房杜耶？不以伏兵教太子，是徵亦未嘗勸之殺太宗也。凡太宗所表愬（音“訴”，誹謗意）於神堯者，與煬帝愬太子勇語絕相類，被鴆心痛，亦飾為之耳。又攻及隱昧，雲太子與宮嬪亂，誰見之誰證之？

太宗既立，懼於身後名，始以宰相監修國史，故《兩朝實錄》無信辭。吳兢劉昫不能為同異，雖宋子京亦不悟。唐人獨一劉餗明楊文幹事為誣告，而國史不採。司馬公頗欲闕疑，然不能盡汰也。夫以神堯素染胡俗，非滯於成周之制者，且又素幸太宗，過於冢子，令唐有天下之功皆在太宗，何憚而不更置耶？然卒立隱太子無所變者，以太子自有功。按倡議之謀，本裴寂、劉文靜啟之，太宗在側，故附成其說。隱太子不在側，故不得附成其說。太宗非有以過其兄也。其決策之大者，莫如師次賈胡，久雨乏糧，群議欲返太原，惟隱太子兄弟沮其計，使神堯仡然西進，終成大業。此其功亦二人兼之，觀溫大雅《創業起居注》所記，大郎二郎方略正等（溫大雅後亦為太宗所用，而《創業起居注》未嘗剟定，唐初信史，惟此一編今其書具存。）知太子非庸謹不可與立者，神堯所以卒無異志為此也。

其後削平東夏，實太宗之功為大，事乃在武德三年。后王魏勸太子親將討劉黑闥以立功，事雖卒就，比於太宗尚不逮，要創業時功非有異也。太宗以削平東夏自伐，故思奪宗。與煬帝以平陳自伐無異。奪宗之事，太宗與煬帝等。房杜為之謀主，與楊素等。凡事為耳目所習者，其取法也易，其慮之也亦深。神堯雖闇，獨懲於隋之高祖。訟者知其不決，則剚刃以先之，事乃有甚於煬帝者矣。蓋史者所以督視人君，唐初《兩朝實錄》，則房玄齡刪定以奏御者，其書玄武門之變，太宗且教令肆言之，是故論功則盡歸於此，舉惡則盡委於彼。此猶不置法司而令罪人躬自折獄。獄成矣，果足以欺百姓耶？雖然，有時直坐罪齊王而稱建成仁厚，此亦周內之不能盡也。

《資治通鑑·考異》中說：“建成等前鴆秦王，高祖已知之。今若明使壯士拉殺而欺雲暴卒，高祖豈有肯信之理？此說殆同兒戲。……事之虛實皆未可知，所謂疑以傳疑也。”司馬光正是因為對此事存疑，所以才在《通鑑》中採用了一個比較巧妙的辦法，亦即基本抄錄太子和齊王的這段對話，但是並不像《舊唐書》那樣把這件事作為一個客觀事實來陳述，而是特意把這段話安排在王晊對秦王的密告中。既然只是由王晊轉述，那麼這段話當然就不一定具有客觀真實性了。呂思勉先生的看法也與司馬光接近，他認為“此計（昆明池密謀）太險，建成、元吉敢遂行此與否，殊為可疑。”（《隋唐五代史》）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孟憲實也教授認為這個情報的真實性值得懷疑。他提出了兩個理由：“一，李建成陣營對李世民採用極端手段的警惕性非常低。如果李建成方面首先使用或計劃使用謀殺計策，他們對這方面的問題應該十分警惕才對。但是後來玄武門事變的過程中，無論是太子還是齊王都顯得手忙腳亂，根本就沒任何準備。二，後來魏徵在受到李世民責難的時候，說太子沒有采用他的計劃，否則就不會有如此下場。那證明魏徵曾經有使用極端手段的計劃，但是沒有被太子採納。”基於這樣的理由，孟憲實得出瞭如下結論：“這個情報（王晊告密）的核心內容看來都是不可信的，可能是李世民用來激發手下鬥志的一個方法，至於受迫云云，無非是為了減輕李世民的罪責而已。”

玄武門之變是李世民有預謀的奪權行為，突出的表現就是網羅人才；其次加強地方經營，樹立以洛陽為中心的地方勢力；然後積極爭取王宮大臣的支援；接受文武臣僚建議，加緊政變準備；精心謀劃，發動突然襲擊。

面對咄咄逼人的秦王李世民，太子建成一方面接受謀臣建議，發展自己的勢力，另一方面以較為剋制的態度對待兄弟之爭，努力維護與世民的關係，儘量避免骨肉相殘。但同時他也試圖削弱世民勢力，以圖穩定地位。史載“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元吉伏護軍宇文寶於寢內，欲刺世民；建成性頗仁厚，遽止之。”假如李元吉行刺李世民成功，不僅有利於李建成地位穩固，而且不用擔負罪責，也不會被追究。但他沒有這樣做，說明他是不同意採取這種方式來解決雙方矛盾的。魏徵作為深受建成器重的主要謀士，也曾建議他儘早除掉李世民，史載：“徵見太宗勳業日隆，每勸建成早為之所。”但建成沒有接受謀害李世民的建議。對此， 魏徵事後感嘆不已：“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對魏徵此言，李世民並未否認。

對於李世民奪取皇位繼承權的行為，李建成採取穩固其位，逐步削奪李世民權勢的策略並得到李淵的支援。李淵自己也為避免二子爭鬥採取了相應措施，但二人的努力均未能阻止李世民發動蓄謀已久的玄武門之變。

《大唐創業起居注》是一部私修的紀實性文稿，以編年體記李淵隋大業十三年五月甲子起兵太原到入據長安,取隋代楊凡三百五十七日之事。作者溫大雅是李淵建立唐朝過程中的重要人物，曾經任職李淵幕府，長期擔任記室參軍，典掌機密，文檄教令皆經其手。所以，此書對於大業至建唐期間具體事件所載乃作者親歷之事，細節記述十分翔實，史料價值頗高。據考證，《大唐創業起居注》應成書於武德三年(620)至武德八年(625)底之間，較少受到李世民“玄武門之變”殺兄奪位一事的影響，不存在要否考慮官方立場的問題。雖然當時溫大雅是秦王李世民的親信，在書中未免有誇大世民、貶抑建成之處，但畢竟與兩《唐書》等受到太宗執政時期損益的史書截然不同，其內容也被認為相對客觀。

關於詩仙李白的家世和身世，唐代當時就諱莫如深，特別是對其祖父、曾祖父，史料無一記載。李白自己很少談及家世，偶有所及，也往往只提遠祖，諱言近親，閃爍其辭，故佈疑陣。儘管如此，還是有人從歷史的塵幕中看出了蛛絲馬跡。最早提到此事的是唐梓州刺史於邵，他最早在李白故里立碑紀念，明末曹學全《蜀中名勝記》載有碑文內容：“白本宗室子，其先避地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接著提到此事的乃宋人杜田。

延至當代，才有《中國青年報》1985年7月28日所載兼葭《李白身世之謎》，轉述臺灣學者羅香林認為：李白乃李建成之後；韓維祿1988年撰文《李白“五世為庶”當為李建成玄孫解》論證李白乃唐宗室，李建成玄孫；持同樣觀點的徐本立1990年發表《李白為李淵五世孫考》亦認為李白應為涼武昭王十二世孫、太祖李虎七世孫、高祖李淵五世孫、太子建成玄孫；而朱秋德的《論李白的宗室情結及對其人生諸要素的影響》（《絲路學刊》1997年第4期）更對李白的身世及人生諸要素作出一番綜合考察和評價，以期接近歷史本來面目。

李白的研究者們主要引據的是李陽冰《草堂集序》和範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並序》。李陽冰《草堂集序》作於李白同時，其中的身世內容當出自李白口授；範傳正作《序》時有李白孫女陪範主持其祖父遷墓之事。照理說，以兩序時間之早和與當事人關係之近，它們都該是真實可信的。但由於李白狂放的性格給人造成的錯覺，以為他攀龍附鳳自高身價，更因為他至死也不肯公開身世的真象，導致兩序所述內容歷來不為人所重視，不僅不為人所深信，反為人多所詰難、置之存疑。

《草堂集序》雲：“……公又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餘為序……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蟬聯圭組，世為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然自窮蟬至舜，五世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嘆焉。神龍之始，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

《碑序》雲：“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之家，難求譜牒。公子孫女搜於箱篋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數十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世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國朝以來，漏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為名，高臥雲林，不求仕祿。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複姓。”

朱秋德在他的文章中說：“李白作為淪落民間的宗室之子的人生悲劇是命定的，是誰也無法解救的。祖先的血脈周流其身使他渴望有所作為，但祖先蒙受的罪孽又使他不敢有所作為；建功立業而又害怕暴露身世使他的精神和行為在廟堂之高和江湖之遠間首鼠兩端。他的一生就是在這種矛盾中，在祖先留下的物質財富和精神枷鎖中度過的。他是戴著鐐銬跳舞的人，而這鐐銬世人看不見，只有他自己知道。”

歷史遺蹟

2012年底，西安警方破獲一起特大倒賣文物案件，追回423件被盜文物，其中就有李建成的墓誌銘。2013年6月8日這方墓誌首次對外展出。李建成墓誌志蓋為盝頂形，頂邊長39.5釐米，斜邊長10.5釐米，底邊長53釐米，高12釐米，志蓋有篆書“大唐故息王墓誌之銘”。該志為方形，邊長52釐米，高11釐米，四側無紋飾。該志篆文雕琢古樸，遒勁有力，鐫刻刀法精煉，當出自唐代名家手筆。

該墓誌明顯較小，其志文僅55字，內容記載死者名字、諡號、死亡時間、下葬時間和地點，沒有一般墓誌應記載的生平、功績、評價等。志文如下：“大唐故息隱王墓誌，王諱建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薨於京師，粵以貞觀二年歲次戊子正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葬於雍州長安縣之高陽原。”長安縣之高陽原，在今長安區郭杜鎮附近。

值得注意的是，該墓誌志文中李建成的諡號“隱”明顯被塗改過。據專家考證，“隱”字下面被塗抹去的是個“靈”字。“靈”為惡諡，諡法曰：“不勤成名曰靈”，正好符合唐太宗對建成尸位素餐、嫉賢妒能的政治評判。葬志刻所述改葬時間為貞觀二年正月，而《唐會要》記載為三月，前後相差至少四十余天。唐太宗李世民經過一番內心掙扎、上下權衡之後最終定為“隱”這個中諡，是向天下人作出一個政治姿態。諡法曰：“隱拂不成曰隱。明不治國曰隱。懷情不盡曰隱。贈太子建成。”

唐朝歷史上發生過四次宮廷政變，而這四次政變卻都牽涉到當時的皇宮城牆的北面正門——玄武門。真正的玄武門遺址位於西安市自強西路鐵路職業技術學院西校區操場內。目前在該操場的最裡側，僅存一個看似年代久遠並已破損的石蹲，這個石墩就是玄武門之變保護牌的基座。2006年文物局為了保護玄武門之變的遺址，曾用鐵柵欄把遺址圍了起來，只留紀念碑在欄杆外面，但後來文物保護碑碑身不見了蹤影，僅殘存基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