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單身潮來襲原因揭祕 單身人數呈恐怖增長

【第四次單身潮來襲原因揭祕 單身人數呈恐怖增長】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中國人口將會變得越來越少，究其原因：一是人均收入不飽和，另一個就是未來更多的人會選擇單身。據悉。中國第四次單身潮馬上就要來臨。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單身潮的來臨呢？

第四次單身潮來襲

第四次單身潮來襲，我國單身男女人數已將近2億，而主動選擇單身的女性明顯增多。國家民政局資料顯示，獨居人口從1990年的6%上升到2013年的14.6%，如今有超過5800萬人一個人生活。中國第四次單身潮正在來臨，然而社會的觀念和制度並沒有發生相應的變化

在電影《BJ 單身日記》中，主人公佈裡奇特·瓊斯是個32歲剩女，一個平淡多年、有些急不可耐要將自己嫁出去的女人。然而，身邊的男人們說，女人戀愛就是搶凳子的遊戲，過了三十歲沒有男友的女孩，就像音樂停了還沒有找到凳子的人，出局了。

在中國，有學者研究發現，超過一定年齡、還沒有結婚的農村男性被認為是異類，不但自己覺得抬不起頭來，還很容易成為被村民們有意無意排斥、隔離的人群，“單身漢到哪，人家都不放心”。

然而單身者，正逐漸成為一個獨立群體，一個社會符號。有媒體報道，國家民政局資料顯示，截至2011年，中國大陸有1.8億單身男女。

這一趨勢並非中國大陸獨有。臺灣媒體報道，2012年臺灣15歲以上的單身人口為939萬人，佔總人口約42%;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和人口問題研究所預測，到2030年，日本的終身未婚男性比例將增至30%，而女性則增至23%。

美國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艾裡克·克里南伯格寫作《單身社會》一書，表明這代表著自嬰兒潮以來最重大的社會變革——我正在學習單身，並由此帶來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它改變了人們對自身，以及人類最親密的關係的理解;它影響著城市的建造和經濟的變革;它甚至改變了人們成長與成年的方式，也同樣改變了人類老去甚至去世的方式。”

第四次單身潮來襲原因揭祕

與前幾次“單身潮”相比，此次主動選擇單身的明顯增多，不過還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結婚費用太高，讓很多未婚男女考慮再三。

國家民政局資料顯示，中國光棍男女人數已近2億，主動選擇單身的“單女”明顯增多。 單身者正逐漸成為一個獨立群體，一個社會符號。

“單身”是一個讓人又愛又恨得詞。單身男女在全世界人群的比例在逐漸升高，單身的原因有很多，有自身問題也有客觀問題。單身男女們為什麼遲遲等不來自己的真命伴侶?據調查，越來越開放的性觀念或許是主因。

“未婚人士享受已婚待遇!”一句玩笑，內涵深刻。白天忘我地投入工作，入夜轉身成為單身貴族，享受生活和性的雙重自由，多少男女正越來越遠離婚姻?

性是婚姻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性不能代替婚姻本身。在如今價值多元的時代，人們有選擇婚姻也可以選擇單身的自由;你可以選擇單身而守身如玉，也可以選擇單身同時有性生活，但要為自己的選擇行為承擔責任。

未婚媽媽的煩惱

北京深秋的一天，下著濛濛細雨。韋珊為幼兒園放學的女兒戴上帽子，下意識地撫摸著她的頭，心疼地嘆了口氣。稀疏的頭髮，軟軟地耷拉在小腦袋上。髮際線有些高，長度不過額頭。女兒的同班小姐妹，比她小的都一個個紮起辮子了，女兒還不能。

她覺得是自己的錯，“很多非婚生就是連滾帶爬過來的”。作為一位高齡未婚媽媽，她獨自母乳餵養，有時候累到給孩子煮米粉的時間都沒有，更顧不上新增什麼別的食材，以致於女兒從小營養不良。個頭、體重、頭髮這些指標，都顯得比同齡孩子要差。

“有時候想起這些事，我就特別恨孩子她爸。”韋珊加重了語氣。那男人不願意與她結婚，糾纏至今。韋珊快40歲了，眼角已有明顯魚尾紋。因為年紀大，懷孕時醫生告訴她，如果打掉這一個，這輩子可能就懷不上了。再三思量後，她選擇了留下。

未婚媽媽們很多有類似情況。韋珊認識一位未婚媽媽，她有瘢痕子宮加多發子宮肌瘤，幾年前做過一次肌瘤手術，後又復發。懷上第一個孩子後一直保胎至剖腹產，產後醫生說，今後她已經不能再做這類手術。這意味著，這位母親只可能有這一個孩子。

韋珊的女兒快3歲了，仍然是“黑戶”。在中國現行計生政策下，生孩子必須持有準生證(即計劃生育服務證)，而獲得準生證的一個前提是有結婚證。因此，非婚生育不符合國家計生規定，屬於違規生育。

超出國家規定生育子女的，應當繳納社會撫養費。像韋珊這樣，哪怕是第一胎，未婚生育也要被收費。這是一筆數額不小的罰款，通常與各地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掛鉤，各地標準並不一樣。

韋珊戶籍在北京市朝陽區。2013年，她準備好了繳納罰款，不料數額超出預想。當年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321元，韋珊被社群計生委告知，她需要繳納6倍罰款即24萬元，“這明明是我的第一個孩子，為什麼要6倍徵收?”

《北京市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確實規定，對非婚生育第一個子女的當事人，按照1倍徵收。然而，韋珊孩子的父親，曾經離異並育有一女，韋珊的孩子必須計算成為男方的第二個孩子。如果是第二個子女，則為3至10倍徵收。

韋珊孩子的父親戶籍地在江西。江西罰款少些，但是，他們不能在江西繳納。因為上述規定中還有一條，只要當事人一方具有北京市戶籍，另一方是非北京市戶籍的，由具有北京市戶籍一方當事人的戶籍所在地的區、縣計劃生育行政部門徵收社會撫養費。

焦灼之下，韋珊想到了另一個辦法：報告生父失蹤。然而，她很快發現，這也是一條几乎不可能的道路：在北京，繳納社會撫養費的前提是提供生父資訊、親子鑑定證明。如果找不到人，需到對方戶籍所在地公安機關開具失蹤證明。

然而，失蹤證明是不可能的——消失的生父們，往往只對未婚媽媽“隱身”，卻和家人保持聯絡。未婚媽媽與生父沒有結婚證，即沒有利害關係，也不可能向法院提請。這意味著，如果男方無法聯絡、或是不願出面，未婚媽媽們連交社會撫養費的資格都沒有。

孩子的生父，還一度攛掇著韋珊“假結婚”。韋珊懷孕時，他不知從哪裡找到一個寧夏籍男子，讓韋珊奔赴寧夏與之領證。他非常滿意這個安排，韋珊意識到風險極大，直到出發前一刻才拒絕。

“於情、於理、於人性，我沒做錯什麼。”韋珊對自己的境遇越來越不滿。如今，對於那24萬元社會撫養費，她和女兒生父僵持不下。如果對方堅持不出，她只能在自己全額墊付後，再去法院起訴。最好的結果，不過是一人一半——她始終糾結，這與雙方的付出相比，差距太大，難以接受。

生育權之辯

2015年7月，徐靜蕾對媒體公開了自己在美國冷凍卵子的事，引發熱議。8月，央視新聞報道稱我國單身女性不能使用冷凍卵子生育，徐靜蕾轉發微博並表示，“有一種生物叫：#我國單身女性#。”之後，作家韓寒也轉發微博表示反對，“生育必須要和找個男人結婚捆綁嗎?”

早在2002年9月，吉林省通過《吉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其中第三十條第二款規定：“達到法定婚齡決定不再結婚並無子女的婦女，可以採取合法的醫學輔助生育技術手段生育一個子女。”

這在全國的地方立法中尚屬首次。它將生育權的主體擴充套件到單身女性，衝擊了基於婚姻關係而享有生育權的傳統觀念。條例一出，舉國爭議。支持者稱，此舉是生育權理論的一大進步;反對者表示，它將引發眾多問題，比如，萬一獨身媽媽意外死亡，幼子將由誰撫養?

《中國新聞週刊》就此向吉林省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發出採訪申請，至截稿時止，尚未得到答覆。

事實上，吉林省通過條例的2個月後，國家計生委副主任趙炳禮公開表態：雖然單身女子也有生育的權利，但不宜通過法律法規的形式對此加以規定。2003年6月，國家衛生部公佈了新修訂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明確規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再次堵上了獨身生育的大門。

在此規定下，單身女性冷凍卵子也不可行。“凍卵”屬於輔助生殖技術範疇，必須是持有“三證”，即結婚證、身份證、準生證，且患有不孕不育症的夫婦才可以接受輔助生殖技術診療。有的醫院，允許單身女性冷凍卵子，但在使用冷凍卵子時必須提供三證。

“在人類平等的意義上，任何一個人，不管是已婚者還是單身未婚者似乎都應該享有生育、養育後代的權利。”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博導王桂新教授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

他說，在歐美、日韓等一些發達國家，不婚、不育者的數量在增多，特別是在高學歷人口中不婚、不育者佔有相對更高的比例。這種現象已加劇了這些國家的少子老齡化甚至已導致其人口減少。所以，在這些國家，“單身生育權”是被要求行使的基本權利。有些國家甚至提倡不管是已婚還是單身，只要有生育行為就行。

在英國，未婚母親可以很容易地在公共服務部申請到政府補助。除了物品、食品和醫療援助以外，英國政府還直接向未婚母親發放救助金，幾乎可以滿足母親和孩子的全部生活需求。在美國，未婚媽媽的幫助專案還包括房屋補貼，提供住房券幫助那些即將失去住所的未婚母親。

然而，這些並不適用於中國國情。王桂新教授同時表示：“我個人認為，就我國目前發展階段，單身生育權或生育權與婚姻分離問題可以在理論上做些探討，但實踐上還不宜大面積提倡。”

在他看來，傳統意義上的生育一般應以結婚為前提。傳統觀念上，如果一個未婚女性生育孩子，大家都會覺得怪怪的，甚至認為這位未婚女性有男女關係不檢點等品質問題。從這一意義上說，“單身生育權”這個提法不太合適。

事實上，在中國當下社會，不僅缺乏對未婚媽媽的支援系統，甚至還會剝奪其部分權利，比如，本應由生育保險支付的檢查費、手術費、住院費、接生費、藥費等費用無法報銷，想要休帶薪產假也需要提供準生證，只能被迫辭職。

2011年8月，一位讀者向某雜誌去信稱，自己在公司組織的一次體檢中被查出懷孕，因尚未結婚，她多次向公司承認錯誤，表示願意做好善後處理工作，不會影響工作，但公司還是以違反了計劃生育政策為由，解除了與她的勞動關係。

隱藏的阻礙

每年八月十五中秋節，北京男人王宇所在的某國家部委，都要請單身青年們吃一頓飯。飯桌上，領導以熱情且同情的語氣表示，要過節了，沒人照顧你們，代表局裡、代表局長書記，讓你們感受到大家庭的溫暖云云。

這頓單身宴，王宇吃了十幾年。年紀越大，越吃越不是滋味。他常被要求致祝酒辭、現身說法，從“正面角度”督促。直到最近兩年，國家收緊公務消費，這慣例才被取消。

他今年43歲了，眉眼間略顯年輕。工作之餘，他每天練習一小時毛筆字，週末打場排球。今年計劃看60本書，已經快要完成目標。閒暇時和朋友們聚會，喝點小酒。在他看來，單身生活豐富而自由，並不需要“慰問”。

然而，他的婚姻問題，卻是局裡的“思想政治工作重點”。每年，局裡報送業務工作計劃和思想政治工作計劃，後者包括年輕職工的婚戀問題、解決困難職工生活問題、等等。曾有一位領導在會上開玩笑，今年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大任務，就是幫王宇找個物件。

“在中國，像我這樣傳統的國家機關，領導風格還是家長式的。從內心來說，他們認為單身是一個隱患、一個不安定分子，是領導管理無能、工作不到位的表現，是一種複雜的心態。”王宇說。

一位直屬領導曾幫他介紹三四次相親。第一次不成，領導還笑著說沒事，再給你找個好的。再不成功，領導的態度越來越冷、臉色越來越難看——這位領導既熱心又有些執拗，以前遇上冷天出門，他常常堅持要王宇多穿一件外套，不穿還會生氣。

在中國社科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李漢林看來，“在計劃經濟年代，國家幾乎把所有的個人都納入單位之中。而單位組織在其內部成員面前扮演著父母官的角色， 它將各種社會功能集於一身，並儘可能地為成員提供多樣的服務，自覺或不自覺間逐步演變成功能多元化的綜合體。”

去年底，局裡小範圍開會討論幹部任用，有人建議將王宇調至某個空缺的正處長職位，一位直屬領導表示反對，“還沒結婚呢，幹啥呢。”此事便不了了之。與會的一位同事將此事告知王宇，催促他，“你趕緊解決吧。不解決，領導對你有看法、有想法，不好辦。”

“結婚不是加分的條件，但單身，很可能是阻礙你的由頭。”王宇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單身只是導火索，是一個人價值觀、人生觀的體現。領導可能會認為你缺少大局觀、缺少集體意識，或者乾脆不求上進，肯定會在心中留下陰影。”

他們單位有著“單身不外派”的潛規則，大意是擔心單身者不負責任、不被信任。不過，離異的則沒有關係。1995年參加工作時，單位還有福利分房，但單身者只有35歲以上才有資格申請，結婚者沒有年齡限制。為此，王宇等了10年。

前些年，單位每年組織一次休假，允許帶家屬。有兩次，王宇也報了名，最後卻被刷掉了。一般是政治處領導給他電話，“人挺多的，別人都是帶家屬。你就一個人，這次能不能犧牲一下?以後還有機會。”

王宇認為，婚姻問題是個人隱私，單位不應干涉;但在眼下，單位的封閉與頑固很難鬆動——他的一位年輕未婚同事曾因帶女孩回宿舍，被領導約談教育，要求他“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婚戀觀，以引領社會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