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叫風險社會風險

什麼叫風險社會風險，社會風險包括因個人或單位的行為，包括過失行為、不當行為及故意行為對社會生產及人們日常生活造成損失的各種風險，下面看看什麼叫風險社會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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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社會的背景

1986年，德國學者烏爾裡希·貝克提出“風險社會”概念，強調隨著工業化、市場化和全球化的推動，社會公眾切身地感受到生活在因市場經濟、先進科技和官僚行政等現代性帶來的風險之下，以及由此對人類社會產生的巨大挑戰。

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廣泛關注，並有力地推動了對風險問題的研究與應對，“風險社會”也因此成為20世紀八 九十年代以來在社會科學界被廣泛認同和討論的概念之一。

風險的含義

風險有別於災難，災難是自然造成的，風險卻在自然和傳統失去無限效力的地方才出現。

風險是人為造成的，是科技發展帶來的副作用，只有在依賴於人的決定的地方才談得上風險。

“風險預示一個需要避免的未來”。也就是說風險指向未來，是尚未發生的，它可以通過預防性行動和制度化措施戰勝之。

風險對社會的權力、權威以及權力等都在進行著解構與重構。

政府的權力、權威、科學技術專業知識、企業財富等都已無法單獨消除和避免風險，倫理、政 [治]、經濟、文化等成為風險評估會考量的必要因素。

風險社會在中國的表徵

中國正處於“第一次現代化”與“第二次現代化”的.交叉點上。由於各地區現代化發展不平衡，中國面臨的風險更具複合性。由於中國正處於轉型期，“中國社會面臨的諸多風險，更核心的來源是制度轉型。

或者是缺乏新的制度應對新的風險，或者現有的制度能力不足無法解決風險。”目前，中國既需要在整體上完成第一次現代化的任務，也需要在區域性解決現代性問題，進行“第二次現代化”。因此，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面臨的風險更加複雜多樣，也更容易從可能轉化為現實，成為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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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社會的創新點——“制度化風險”和“有組織地不負責任”

英國學者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與貝克一樣，都從現代化的角度解讀風險，都將風險界定在一個制度性的結構所支撐的風險社會中。

在傳統社會，外部風險（諸如地震、海嘯、洪水）是佔據主導地位的風險，人類能夠通過提高自身適應能力和發展科學技術的方法，不斷化解之。進入後工業社會被製造出來的風險（諸如核動力風險、化學產品風險、生物產品風險等）佔據了主導地位。面對這種人為風險，人類所能做的選擇是不斷進行制度革新以期化解之。

但由於制度設計的缺陷，或者由於監督機制的缺位等原因，制度本身會產生更多人為風險，即“制度化風險”。貝克則用“有組織地不負責任”這一概念表達之：“風險社會的特徵是愈來愈多的環境退化的矛盾——被感知到的和可能的——伴隨著關於環境的法律和法規的`擴張。

然而同時，沒有一個人或一個機構似乎明確地為任何事負責。

“制度化風險”和“有組織地不負責任”是後工業社會主要的風險來源，也是“風險社會”理論的創新點。貝克將現代化過程分為工業社會與風險社會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簡單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工業社會的危險開始支配公眾、政治和私人的爭論和衝突”。

在這個階段，工業社會的制度成為其自身所不能控制的威脅的生產者和授權人，此時，工業社會的某些特徵成為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從工業社會向風險社會的轉變是“再現代化”的過程，即“自反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mization）。現代社會不得不面對自身現代化過程所造成的種種未預期的、不可控制的和不可計算性的巨大威脅。

科技風險因此成為現代社會的突出問題，科技的發展是後工業社會風險產生的根源，而網路技術的興起，成了建構高風險社會結構的重要因素。資訊化、網路技術、傳媒三者反而抬高了當代社會風險的可能性。

全球化和資訊化的負面影響，現代和後現代的“雙重擠壓”，市場經濟的制度轉型，媒體自身的特殊屬性，共同構築了21世紀國中國社會的風險態勢。

風險社會的理性基礎

風險社會有沒有自己的理性基礎？如何建構風險社會的理性基礎？貝克對此提出了兩個相互連線的原則：①實行權力分配；②營造一個公共領域。

貝克認為，“只有一個激烈的、有說服力的、以科學論戰武裝起來的公共領域才能夠將科學的精華從糟粕中分離出來。”，“社會公眾通過公共領域發揮作用，以便把‘我們希望怎樣生存’這樣一個生存標準運用到科學規劃、科研成果及應對科技風險問題等方面。”比較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貝克強調的是公眾與科學的關係，二者顯然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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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社會傳媒功能的實現

社會公眾憑藉以科學論戰武裝起來的公共領域分離科學糟粕應對科技風險，其前提和關鍵是風險社會傳媒功能的實現。傳媒肩負培育公眾的科技意識、傳遞專家和專家組織的意見、建構公眾與專家間的信任、及時準確地傳播危機意識和風險資訊等重任。

傳媒，既要造就一個風險社會需要的個體，也要完成告知、傳達、解釋和指導等組織功能，與此同時，還要扛起監視環境、協調社會關係、傳播知識的社會功能。處於轉型期的中國傳媒同時承受幾層擠壓，在實際運作中，上述媒介功能的實現自然難以盡如人意。

當風險存在或危機發生時，社會公眾由於受文化知識、社會背景、時間空間等自身條件的.限制，對周圍環境的變化及潛在的風險的感知和應對是極其有限的；

社會決策者限於自身的執行力和注意力，也不可能保持對所有社會變化及風險的持續敏感和快速反應。而作為社會“守望者”的大眾媒介，首要職責即是對周圍的環境進行監測，在提供資訊的同時解釋社會中的變化及其可能發生的危險與機遇，發揮作為資訊溝通平臺和傳播機構的作用。

從貝克的研究中不難發現，他對媒體影響力抱有很高的期望。貝克認為媒體應當在社會預警方面發揮主導作用，特別是在重大突發事件中，及時有效的預警不僅可以提醒公眾遠離風險，增強自我保護意識，同時也能敦促政府等相關決策者採取正確的應對措施，儘可能地控制風險或減少風險帶來的損失。

在某種程度上，貝克將其理解為使身處底層社會中邊緣化的少數群體發出自己呼聲的一種途徑。

貝克堅持認為，風險是逃離人類感知能力的、不可見的，一旦危險開始在大眾媒體上被廣泛報道，恐懼迅速在受眾當中蔓延，如若風險事件當事人或組織不能給受害者合理的交代或是及時的利益補償，將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因此，無論是大眾媒介還是風險事件的當事主體，都需明晰自我身份以及應承擔的社會責任。